這是世界上黃土層最厚的一塊塬地。

　　已滅絕的黃河古象曾埋葬在這里，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黃帝”和中醫(yī)始祖“岐伯”的故事發(fā)生在這里。

　　法國人桑志華在這里發(fā)現了中國出土的第一件舊石器。哈佛大學考古學家張光直評價，中國古人類化石與舊石器時代文化研究就是從此開始的。

　　秦始皇修建的秦直道從這里穿過。王昭君出塞時經過，在一道山梁上梳妝打扮，“打扮梁”的地名至今沿用。

　　直至現在，這里的歷史文物都沒有斷代和缺環(huán)，是甘肅省內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最多的城市。

　　這里是慶陽。

　　曾為黃土高原拍攝紀錄片的導演金鐵木在這里工作后，常常在想一個問題——貧瘠的黃土地，怎么會擁有那么大的力量？

　　如今，他或許可以從新出版的一套書中找到答案——《慶陽歷史文化大觀叢書》。這套叢書是首部反映慶陽歷史文化整體概貌的著作，包括遺址文物卷、民俗非遺卷、名人賢達卷等6卷，共140萬余字，歷時兩年多完成，由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出版。

　　地方史志有記錄生活的傳統(tǒng)

　　實際上，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一直在記錄著他們的生活。慶陽歷來重視編修地方史志，明清時期至少有7部府志和19部縣志問世，留下極為寶貴的山川地理、堡寨要隘、賦役物產、歷史沿革的資料，形成較甘肅其他地區(qū)更為完備的編寫體例和續(xù)修傳統(tǒng)。

　　其中保存最為完整、史料價值最大的一部《慶陽府志》，藏于日本國會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工作人員前往日本，將這本史志拍攝成縮微膠卷，甘肅省圖書館又將膠卷復制收藏。直到2001年，慶陽地區(qū)志編纂委員會將內容整理出版發(fā)行，這份慶陽史料才終于回到家鄉(xiāng)。

　　“長期以來，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分散在史志典籍、民間傳說和考古報告中，缺乏系統(tǒng)梳理與全景呈現。因此，編纂一套能夠完整展現慶陽歷史文化脈絡的叢書，既是對文化根脈的守護，更是對時代需求的回應。”中國青年出版總社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張健為說。

　　慶陽市委書記黃澤元說，自己在2021年來到慶陽任職之前，對這里“知之甚少”。“在學習慶陽文化的過程中，我就感覺缺少這樣一條線索。如果有人對慶陽的文化感興趣，從什么地方入手？有哪些文化資源可用？”

　　這正是這套叢書的緣起與定位。用甘肅省作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馬步升的話形容，就是“一套叢書在手，慶陽基本都有”。

　　慶陽大地上的中華文明之源

　　在叢書的遺址文物卷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座5000年前的大型“宮殿”——南佐遺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南佐遺址聯合考古隊領隊韓建業(yè)曾說，這個遺址等級之高、規(guī)模之大、布局之嚴整，均前所未見。

　　它的總面積600萬平方米，是5000年前黃河流域最大的都邑性遺址，相當于8個故宮、兩個二里頭遺址的面積。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云岡研究院院長杭侃到慶陽后，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要重視慶陽在中華文明起源當中的重要性”。

　　華池縣南梁紅色大景區(qū) 劉永剛/攝

　　在南佐遺址的探方里，他感慨：“（南佐遺址）地基處理以及夯土技術，與現今民居的夯土工藝幾乎完全一致。中國古代基于‘土’的建筑延伸出來的一套語言體系，比如夯土、地坑院，都是非常重要的起源問題。我們后來的四合院的布局，就來自地坑院。”

　　在南佐遺址，人們甚至可以看到一個種植水稻的黃土高原。遺址出土了百萬粒、重達兩三百公斤的稻谷，即便在中原地區(qū)也少見。這說明在5000年前，黃土高原存在適宜水稻種植的氣候條件。

　　周朝先祖不窋，及其之后的共十二代首領，在慶陽“教民稼穡”、陶復陶穴、修其訓典、以德立邦，形成“周道之興自此始”的局面，使這塊土地成為華夏農耕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窯洞的居住方式也自此始。

　　這一段周民發(fā)祥的歷史，被完整地記錄于《詩經》中，留下了《詩經》中歷史年代最早、篇幅最長的我國第一首農業(yè)史詩——《豳風·七月》。

　　“農耕文化發(fā)祥地無疑和慶陽密切關聯。”甘肅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馬世年說，“正是這樣一個傳統(tǒng)，讓我們到今天依然可以看到隴東地區(qū)對于農耕文化的重視。”

　　直到今天，慶陽的農民也很少在碾坊、磨坊內沖突打罵，民間傳說尊碾子為青龍、磨子為白虎。正月初一的早上，人們忌諱把洗臉水潑地上，這意味著收麥碾場時會遭大雨。

　　幾千年來，這里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來回爭奪的邊境之地。慶陽境內用來抵御游牧民族的秦長城，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神奇地重合在一起，這是一條農與牧的分界線。

　　為了守好這片土地，歷朝歷代派重臣來此任職。狄仁杰曾在這里為官。范仲淹在這里立下大功，為宋仁宗賞識：“吾固知仲淹可用。”他在這里寫下的《漁家傲·秋思》至今傳唱：“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另一篇千古名文《岳陽樓記》開篇中“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滕子京”，與范仲淹一樣，也曾在這里為官。

　　交融向新的慶陽文化

　　北魏的一名官員在慶陽的巖壁上留下的佛像，如今成為甘肅四大石窟之一的北石窟寺。“佛教在北朝時候，起到了一個文化融合劑的作用，使不同民族逐步從部族血緣關系變成地緣關系。造一個石窟，很多人捐錢，從姓名上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他們來自不同的部族，但是大家共同做了一件事。”杭侃說。

　　在歷史演進和民族交融中，慶陽大地上生發(fā)出豐富的民間藝術和多彩的民俗文化。慶陽的嗩吶、香包、道情皮影，都是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

　　每一年，慶陽都會舉辦香包節(jié)盛會。人們給孩子們的前胸后背，甚至肩膀上都掛滿香包。這是一直以來的傳統(tǒng)。相傳公元前2300多年，中醫(yī)鼻祖岐伯就攜帶藥袋防疫驅瘟，又因草藥被稱為“香草”，藥袋也被稱為“香包”。在約1000年前的一座古塔中，考古人員甚至找到了一只金代的香包。

　　這里是“皮影之鄉(xiāng)”。1956年秋，環(huán)縣道情皮影藝人赴北京參加全國第二屆民族民間音樂舞蹈會演，參演劇目是《二姐娃做夢》。此劇剛一演完，前來觀看的毛澤東主席就讓秘書遞來紙條：“請將《二姐娃做夢》再演一次。”隨后演員再次表演了該劇目。此后數年，慶陽的皮影戲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埃及、韓國等18個國家和地區(qū)上演過。

　　無論走到哪里，慶陽人都記著他們的生活。千百年來，他們在黃土上生兒育女、繁衍生息。就像他們在《信天游》唱的那樣：“咱們黃土里笑來黃土里哭。”

　　20世紀30年代，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來到這里，在慶陽南梁召開了陜甘邊區(qū)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當時年僅21歲的習仲勛當選陜甘邊區(qū)蘇維埃政府主席，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娃娃主席”。這是土地革命戰(zhàn)爭后期全國唯一一個沒有淪陷的紅色根據地。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出于顯著的區(qū)位優(yōu)勢——中國地理版圖的幾何中心、陜甘寧三省區(qū)交匯處、博臺線和胡煥庸線交匯點，國家西氣東輸、西電東送、東數西算等戰(zhàn)略部署先后落地慶陽，使這里從“隴東糧倉”成為“中國算谷”。

　　“對于一個社會的發(fā)展來看，經濟、文化這兩個支撐缺一不可。如果只有經濟，唯利是圖也不行；但是沒有經濟的支持，可能發(fā)展不下去。所以我認為這一套書的出版正得其時。”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周絢隆說，“法國學者丹納在《藝術哲學》里講到了環(huán)境、人種和氣候的關系。這種文化氛圍反過來會塑造一個地方的精神面貌和文化面貌。”

　　因此，他認為，總結的意義是很重要的。“我們要看到慶陽文化在整個大文化版圖里是什么樣的，要看到我們的文明跟主文明之間的關系。”

　　1900多年前，生于慶陽的東漢思想家王符寫下：“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有書不讀，等于無書。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白庚勝說：“我們好不容易創(chuàng)造出的文化，好不容易編撰出的成果，我唯一希望的，就是繼續(xù)做好這套書的閱讀工作。”

　　白庚勝（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十三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這套書的的確確非常厚重，是對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大獻禮。我唯一希望的就是繼續(xù)做好這套書的閱讀工作。有書不讀等于無書，寫書不讀也是無用。希望每年通過讀書節(jié)、讀書比賽等形式，把這套書的知識、內涵、精神掌握住，讓人們深深地理解什么是我們的昨天、我們的今天怎么辦、我們未來在這塊文化的土地上怎樣為建設新時代的中華文明作出貢獻。

　　周絢?。ㄇ迦A大學中文系教授，人民文學出版社原副總編輯，中華書局原執(zhí)行董事兼黨委書記）

　　法國學者丹納在《藝術哲學》里講到了環(huán)境、人種和氣候對文明和文化的塑型作用。因此文化是一個地方文明的底蘊，是一種地域、人種和環(huán)境所形成的力量，這種力量會形成一種文化氛圍，而這種文化氛圍反過來會塑造一個地方的精神面貌和文化面貌。我們對過去的文化進行總結，其實是為了更清晰地了解自己。慶陽應在更大的文化視野中明確地方文明的特色與邊界。基于這些觀察，我們可以將研究提升到更高層次，更好地對接主流文化，并推動其傳播。

　　杭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云岡研究院院長）

　　我們要重視黃土高原，重視慶陽在中華文明起源上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周先祖不窋和岐伯，以及農業(yè)和中醫(yī)藥的起源。除了這些傳說，我們可以看到南佐遺址的重要性。觀察南佐遺址可以發(fā)現，“土”是特別重要的一部分，地基處理以及夯土技術與現今民居的夯土工藝幾乎完全一致。中國古代基于“土”的建筑延伸出來的一套語言體系，比如夯土、地坑院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起源問題。

　　馬步升（甘肅省社科院研究員，甘肅省文聯副主席，甘肅省作家協(xié)會第六屆主席團主席）

　　這部叢書是全面了解和理解慶陽歷史文化的入門之書，工程浩大、卷帙浩繁。叢書所涵領域有輕有重，輕重穩(wěn)妥，有取有舍，取舍得當。學術態(tài)度嚴謹，對先前的研究成果，有繼承，有超越，在繼承中實現超越。這部叢書是慶陽歷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豐碑性著作，它為后人在這方面的繼續(xù)研究，設置了一道有相當高度的學術門檻。用一句話表述，就是一套叢書在手，慶陽基本都有。

　　馬世年（西北師范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甘肅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甘肅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之一，孕育和涵蓋了包括史前文化、根祖文化、周秦文化、黃河文化等早期文明形態(tài)起源、形成的重要內容，而慶陽的歷史文化非常集中地體現出這一點。我們在《甘肅文化史》（中華書局2023年）一書中，特別講到了甘肅周秦文化的問題，尤其是對隴東的先周文化作了專門探討?！稇c陽歷史文化大觀叢書》的出版，就是對這個主題的進一步深化與發(fā)掘，其意義是重大的。這套叢書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鄉(xiāng)土教材，可以讓我們通過叢書認識慶陽，理解慶陽，進而熱愛慶陽。

　　于長江（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我感覺編纂這套書的難度極大。慶陽因歷史、地理、文化等多方面原因，涉及因素極為繁雜。且并非僅以本地為中心，它實際上聯通四方、四通八達，與各方面都有密切關聯。這種交界地帶，包括后來的政治軍事交界區(qū)域，往往能發(fā)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本次文獻收集及編輯工作，提出了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正如學界常言：“提問比回答更重要。”在我閱讀這套書的過程中，發(fā)現其中有許多可持續(xù)研究的課題，這為學術界提供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空間。

　　張志剛（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

　　在我看來，慶陽在中華文明的發(fā)展進程中從未缺席。很多時候，慶陽雖非關鍵決策的中心，卻始終是主戰(zhàn)場。無論是文化融合、新文化創(chuàng)立、新生產力的形成與推廣，還是人類社會發(fā)展中關鍵技術的產生（包括中醫(yī)藥的形成），在這些關鍵歷史節(jié)點，慶陽都在低調踏實中奠定基礎，守護著文明的火種，一次又一次地推動中華民族邁向發(fā)展的新階段。叢書的出版，以及過去幾年我們開展的諸多工作，標志著慶陽在重新發(fā)展和崛起的過程中，開始主動向外界展現其歷史文化價值和發(fā)展成就，這本身就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變化。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杜佳冰